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深化多元布局，扎根海外。如何让中国企业出海行稳致远？专业法律服务成为中企跨境投资、合规经营的重要一环。一批深谙中外法律体系的华侨华人律师，凭借专业、语言、文化多重优势，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关键支持。

本报记者采访了活跃在中亚、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华侨华人律师，他们讲述了在不同地区为中国企业出海架起合规“桥”的故事。

穿透“看不见的墙”

“中国企业要出海，在法律上不仅仅是传统观点里‘怎么设立公司’这类显性问题，更关键的是‘融得进’‘立得住’，战略调整时也能‘退得出’”

前不久，在乌兹别克斯坦从事了5年涉外法律服务的邓颖，接到了一家中企的求助——该中企计划在乌兹别克斯坦实行投资并购计划，但目标公司历史沿革较为复杂，在沟通过程中由于涉及中、乌两国法律体系和语言、文化差异，进展缓慢。

邓颖和团队研判了目标公司的合同、劳资等信息后，迅速帮助中企精准处理了中俄双语文本效力及不同法系条款差异，并全程协调公证、翻译、登记等跨国手续，有效充当沟通桥梁，化解了因语言、法系差异产生的障碍，项目高效完成股权交割与投资落地。

“以往，大家常聚焦于中企出海面临的‘有形墙’，比如基建不足、融资困难等，但实际上更深层的痛点，往往在于中企对目标国法律体系、商业文化和当地规则的认知盲区。这堵‘看不见的墙’难以量化，导致企业因沟通失效或商业逻辑误判而付出代价。”邓颖说。

在英国伦敦深耕英中贸易方面法律服务20多年的朱小久也有类似的看法。“英国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发源地之一。虽然中英两国法律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从制度基础、运行逻辑到核心理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朱小久说，中国企业来英国，尤其需要转变思维，诸多失败案例证明，对当地隐性规则的忽视与误读，其杀伤力丝毫不亚于显性障碍，甚至因其隐蔽性而更易酿成不良后果。

法系差异、信息获取、商业习惯、谈判风格、关系建立方式、关系在不同文化中的权重……受访律师们向记者列举了许多中企出海时“看不见的墙”：比如本地律师难以理解中企核心诉求和决策逻辑；看似合理的合同条款，因文化误解导致执行困难或纠纷；看似合规的操作，因不了解当地特殊审批流程而“触雷”……海外华侨华人律师的专业服务，能协助企业建立符合当地法律且可执行的内部合规体系，促进中企的本土化融入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各地法律制度不断细化，中企出海面临环境更规范的同时也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华侨华人律师服务中企的优势也逐步凸显。”邓颖说，“中国企业要出海，在法律上不仅仅是传统观点里‘怎么设立公司’这类显性问题，更关键的是‘融得进’‘立得住’，战略调整时也能‘退得出’。”

从“救火”到“筑堤”

“越来越多中企在出海过程中重视打下合规基础后，再进入具体执行阶段，实现事前防范而不是事后补救。华侨华人律师的法律服务也更多地从‘救火’变成了帮助中企筑牢合规的‘堤坝’”

邓颖回忆，曾有一家在乌兹别克斯坦经营多年的中国贸易公司，频繁卷入各类合同和劳动争议案件，邓颖和团队介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运营机制在当地“水土不服”等诸多风险点。

邓颖和团队迅速协助该公司建立符合乌兹别克斯坦法律要求的人事、财务、合同审批制度；同时为中方驻乌高管开展专题法律培训，涵盖劳动用工、合同履约、突发风险应对等关键内容，后续的纠纷明显减少。

2017年，赵文杰来到阿联酋迪拜从事涉外法律服务，那时候他和团队经常接到的业务是索赔、纠纷处理等紧急需求。8年后的现在，赵文杰和团队的业务更加聚焦于在前期为中企提供全流程风险防范和业务合规服务。去年，一家中企通过中间人认识了一位居住在迪拜的第三方国家的商人，该商人给中企介绍了一个5亿美元的电厂修复项目，中企与该商人对接十分顺利，筹备最终签约时，邀请赵文杰和团队参与到决策研判中。

赵文杰和团队敏锐地感知到潜在风险，协助中企对该商人及其项目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该商人数年前就以此项目骗取了一家黎巴嫩企业巨额财产，且存在债务纠纷、财产状况不佳等问题。赵文杰和团队成功为该中企规避了重大财产损失。

“以前中企出海，配备的随行团队经常是厨师、翻译、导游等衣食住行保障团队，这些年来，我特别开心地看到越来越多中企带上了专业法律服务团队。”赵文杰感知到了中企出海的可喜变化，“越来越多中企在出海过程中重视打下合规基础后，再进入具体执行阶段，实现事前防范而不是事后补救。华侨华人律师的法律服务也更多地从‘救火’变成了帮助中企筑牢合规的‘堤坝’”。

“中国企业需要提前规划，借助当地华侨华人律师的帮助实现本地化合规，用法律保驾护航企业的发展。”朱小久建议。

“为中企服务，我们有情怀也有能力”

“华侨华人律师在海外既熟悉中国企业的思维方式，也了解当地商业伙伴的期待，能更好地充当沟通者、调解人的角色”

这些年，在土耳其从事国际投资与贸易、跨境并购重组等涉外法律业务的徐芹与团队被越来越多中企和当地企业认可。曾有一家中资企业计划在土耳其设立合资公司，根据中国母公司的严格合规制度，必须对拟合作的土耳其股东进行详尽的背景调查，然而，土耳其法律对“商业隐私”和数据保护有严格规定，中企的要求可能引发法律风险并损害合作基础。

凭借对中国企业合规诉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土耳其法律文化和商业习惯的熟悉，徐芹和团队迅速识别了中土制度间的核心冲突。他们作为“自己人”，与中方企业探索变通方案，创造性地设计了针对核心商业数据和私人财物信息的“分层尽调”形式展开背调。执行过程中，律师团队不仅确保每一步骤符合土耳其数据保护法，还向土方清晰阐释了中方合规要求的合理性和共同利益基础，化解了对方的疑虑；同时，他们也为中方团队提供了土耳其商业礼仪和谈判风格的辅导。

“我们是‘法律+文化’的双重桥梁。我们还组织了‘中土商业文化工作坊’，对中企进行当地文化培训，再加上中国律师及土耳其律师专业辅导，可以快速让客户了解、熟悉本地市场。”徐芹说。

“华侨华人律师在海外既熟悉中国企业的思维方式，也了解当地商业伙伴的期待，能更好地充当沟通者、调解人的角色。”邓颖说，她正在攻读国际商法博士学位，此前她在乌兹别克斯坦完成了法律专业研究生教育，并积极参与当地人力资源师与财务专家的专业培训。“华侨华人律师在很多中资项目中确实扮演着不可替代的‘破局者’角色，我们能有效帮助将中国经验、中国效率与当地有机对接和融合，实现本土化落地。”邓颖说。

赵文杰在与团队年轻律师合作过程中感慨，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律师群体，尤其是年轻一代，展现出较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他们不仅毕业于顶尖院校，且拥有国际视野和流利的外语能力，对案件关键点把握也很准确。“华侨华人律师服务中企出海具有天然优势，为中企服务，我们有情怀也有能力。”赵文杰说，他在迪拜见证了中国企业从小商品等单一行业发展到新能源、信息技术等行业多点开花，为中企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他和团队深感自豪。